周健强：《日藏汉籍与古典小说研究：以<取经诗话>为例》

2022年4月20日下午13：30，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术沙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楼204会议室举行。周健强老师带来“日藏汉籍与古典小说研究：以《取经诗话》为例”的主题分享，研究所副所长徐晓峰主持本次沙龙，研究所教师魏崇新、吕小蓬、杨旭、青子文、吴娟，以及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出席并参与讨论。

一、主题报告

周健强老师首先给大家介绍了汉籍和古典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情况，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汉学研究的关注仍有不足，从而引入了本次沙龙的主题：《日藏汉籍与古典小说研究：以<取经诗话>为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国内久已亡佚，仅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明治时代从高山寺流出后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王国维、鲁迅、德富苏峰、长泽规矩也等学者对其刊刻年代各持己见，或视为宋刊，或称其元椠，收藏者德富苏峰甚至与鲁迅数番争论。最后，日本学者矶部彰在建长二年（1250）编撰的《高山寺圣教目录》中发现“玄奘取经记二部”的记载，证明这两部书至少在南宋末年便已传入日本，从而确定了它的宋刻本身份，但对其入藏高山寺的经过未予详考。

周老师分享的重点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日本的流播过程，他调查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收藏地高山寺及其开山法师明惠的资料，结合镰仓初期的文献记录，指出很有可能是出身摄关九条家的僧人庆政从中国购入两部书，并赠予明惠。庆政与明惠交往密切，《明惠上人歌集》与《新千载和歌集》中收有两人唱和的和歌，庆政入宋前便知明惠有天竺取经的宏愿，于是在泉州收集波斯文书转赠明惠，该文书直到明治时期仍存于高山寺中。同时，庆政与明惠均热衷于佛教说话，曾抄录、收藏《往生传》《感应录》之类说话集，庆政本人还撰有《闲居友》《比良山古人灵托》等劝化故事集，《取经诗话》与两人的性情喜好相投。

周老师还提到，明惠圆寂后，《取经诗话》长期埋没于高山寺中，很少见于日本文人僧侣的记载。此后高山寺也主要以产茶盛地为人所知，普通人即便辗转得知其中藏有珍稀典籍，也难以入寺阅览。直到明治、大正时期寺庙藏书日益散出，古本书肆致力于搜求唐抄宋椠与五山刊本，许多珍稀汉籍才重入藏书家之眼。

周老师提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重见天日的时间与契机也颇堪寻味。他从古书肆这一线索入手，查到书肆松云堂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售书目录《书籍月报》中大量出现高山寺藏书，部分钤有寺中方便智院印章，其中珍贵的“古写经卷子本”便多达十七种。松云堂是关西地区最知名的古本书肆，两京藏书家均关注其售书目录。经此一举，世人已知高山寺藏有大量珍本，此后高山寺之名一再见于书肆、藏书家笔下，钤有“高山寺”印章的典籍逐渐成为古书业界争购的对象，部分书商甚至伪造高山寺印章，妄钤于典籍，以古版欺人。从《取经诗话》与高山寺藏书的聚散，也可窥见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以及日藏汉籍对古典小说研究的价值所在。

二、师生交流与总结

学生A：您是怎么想到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有很多，您是怎么发现其中的研究空白的呢？

周：选题最好从文献阅读中产生问题意识，而不是先有某个设想，再去找资料证明。我在阅读《西游记》的研究论著时，发现国内学者对《取经诗话》的刊刻年代存在争议，进一步查找日本的研究资料，发现有位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仍不确定《取经诗话》传到日本的具体方式，于是想着能不能继续探索下去，这才慢慢查到高山寺旧藏的波斯文书，查到庆政和明惠的往来。总之，如果先入为主地设定题目，再去查找文献资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学生B：请问周老师，日本禅宗和中国禅宗是同宗同源，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周：我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能凭印象简单说一下，可能有不到之处。其实中日两国的禅宗渊源很深，宋元时期很多日本僧人来到中国，追随江南的僧侣学习禅法，并将其带会日本。同时，宋元之际中国战乱频仍，不少禅僧看到宋朝大势已去，不愿屈身于异族治下，于是东渡日本，也顺便传扬了禅宗。因此，中日两国的禅宗是同宗同源的。二者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可能就是跟政府的关系。中国禅宗与政府的关系没有日本那么紧密，镰仓、室町时期，好几位幕府将军都尊崇禅宗，礼遇禅僧，部分僧人也会为幕府充当政治顾问，起草外交文书等，京都与镰仓的禅宗寺院还募资刊刻汉籍，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教育职能。总之，日本禅宗对中世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学生C：您提到元代人抄录前代书籍有时会把宋讳延续下来，也就说明民间对避讳其实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那我们可以用避讳来判断成书年代吗？

周：避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执行的情况有一定差异。比如当朝皇帝的名字是否要避，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说法。不能单纯从避讳角度判断一部书的成书年代，还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量。

学生D：如果我们要研究晚唐典籍在日本的研究情况，不知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可供参考？

周：日本很多藏书机构都编有汉籍目录，比如国立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等，很多目录的编者都是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利用起来挺方便的。如果想了解日本学者对晚唐文学的研究情况，可以关注《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洋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之类的刊物。

徐：我注意到本次沙龙探讨的问题，已收入健强老师去年刚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该书主要讨论的是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中国小说的流播，但问题却从近现代有关《取经诗话》版本时代的争论讲起，这是为什么呢？周老师的设计很有意思。根据周老师的研究，《取经诗话》的两种刻本传入日本发生在镰仓时期（1185~1333），具体来说不会晚于1232年，这对应的是中国的南宋理宗朝。那么，《取经诗话》两种刻本的刊刻年代就不会晚至元代。这有助于解决国内对刊本问题的争论。玄奘当年有憾于国内经典不一，各师所说相异，于是西行取经以作定夺，那么健强老师以取经的问题开始，也是传递了两个观念：一是古籍传入日本的情况，有助于国内学术的再认识；二是江户时期相对镰仓时期，中国古典小说传入日本的数量更为巨大，也更需要加以系统地梳理。

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经诗话》刊刻年代的争议实际上在日本学界已经解决，但国内却关注不够，可见“他山之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国内学者对海外汉学界应当有更多的关注。古有玄奘西行求经，如今周老师是东游求经，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最后，想说的是，周老师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自己做研究时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充满着热爱的，他也能感受到所研究对象的可爱和魅力，就像本次报告中提到的那位主人公明惠一样，他们都是乐在其中。

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中国小说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所以被发现之后马上引起学界大讨论。如今关于这本书的许多学术问题基本已经得到了解决，周老师却仍能发现研究的空白之处，其选题过程说明从文献出发做选题是最有意义最可靠的。

吴：我对魏老师的观点表示赞同，周老师的考证过程复杂而细致，所以研究问题是不能离开文献的，更要注重许多细节。

南宋末期和元代的刻书风格非常接近，日本学者在考察书籍年代时喜欢上推一点，国内学者相对保守些。当宋本、元本难分时，不能仅靠字体、墨色、纸质这些，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寻找证据。总之，学术研究，爬梳文献很重要，不能放弃细节。

吕：要学会借助多种手段寻找文献，比如多媒体等，特别是域外汉学的研究，更要注重文献的搜集。但无论手段如何，文献研究最基础的依然是人。文学研究是相通一体的，学者们需要站得更高，用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问题，思考该如何让研究更有价值。

周：很多书籍在国内较难购置或价格偏高，但在日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了解日本的书店和购书渠道，对大家后续做研究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沙龙结束之后，同学们依然围着老师们探讨各种问题，学术热情高涨，直到下午四点，大家才慢慢散去。这次沙龙让老师和同学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不仅促进了师生交流，也为大家从事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