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4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北外文华讲堂”系列讲座，邀请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山西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郑伟教授作题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学术报告。此次讲座由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何辉教授主持，副院长白亮、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罗静以及学院教师代表和学生百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郑伟教授回顾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背景。他指出，该讨论源于学界对“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深切忧虑。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是指，中国文论界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话语，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表达、沟通与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当时持“转化论”的学者们尝试找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而诉诸中西比较视野的现代阐释，意图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郑教授指出这一转换思路的悖论所在：不论是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断裂，还是世纪末的转化思潮与传统的结合，都没有脱离主客二元认识论的思维框架，皆将“传统”视为被动的、可供开发、利用和改造的“他者”。这种功利性态度导致传统丧失了自行言说的能力，所谓的“活化”努力，反而以传统的“沉默”为代价，使得“现代转换”既不合逻辑，也无法真正成功。

针对这一悖论，郑教授指出，应对“传统”进行重新理解。他强调，与其追问传统是什么，不如去追问传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现成遗产、一种超稳定的思想结构，而是在参与后世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并以这种方式继续活在当下。他借用接受美学家姚斯的比喻指出，经典如同“管弦乐谱”，其生命在于每一次演奏中获得当下的新回响。因此，对传统的发现或“发明”，应始终立足于中国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回顾中国思想史，郑教授发现，古人一直就坚持基于时代问题意识对经典传统加以选择和重构：汉代董仲舒面对百家之学的挑战，想要解决儒学的制度化问题，便着重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尊王大一统”思想，而程朱二人面对佛释之学泛滥带来的儒学信仰危机，积极调用先秦心性话语资源，营造出了完满自足的心灵世界。这些案例生动说明了传统资源总在特定现实问题的驱动下被发掘和激活。

郑教授进一步指出，现代转换思潮中出现的大量“现代阐释”之作，总体上徘徊于“求真”与“求用”之间，既阐释过度，又阐释不足。过度处在于对古代文论现代价值的反复言说，不足处在于对古人言说缺乏一种“同情之理解”。通过引用傅伟勋的文本分层理论，郑教授提出，创造性阐释应该既是读者的深造自得，又要体现作者的原意所想。阐释者应区分宏大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的言说语境，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思想逻辑，要顺着经典的“端绪”接着古人继续说，代古人说出其未曾明言、未能说尽之意。他以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为例说明，二者皆非抽象哲学，而是为其仁政、礼法等政治主张服务的理论基石，唯有贴近其语境才能得出真切理解，也能廓清从唐代韩愈到宋明理学家将荀子排除出儒家道统的不公之处。

讲座最后，郑教授总结道，在创造性阐释的烛照下，许多经典命题的真正内涵得以显现。例如，程颐的“作文害道”绝非取消文学价值，而是反对刻意作文，阐述“道自成文耳”的理想。又如，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不是以理杀人，而是在直面真实人情人性的前提下，表达对人的期待与信心。创造性阐释之于现代学术亦有启发功用。郑教授以海外华裔汉学家刘若愚提出的“形上理论”为例，指出后者既未精准找到可依赖的中国文论资源，又只停留在西方现象学的方法论层次，导致其未能有效澄清“形上理论”的中国内涵及其世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接着说”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现场师生提问踊跃。针对听众提出的如何理解理学“存天理”思想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应如何有效融通古今等问题，郑伟教授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解答。他指出，天理是人欲的价值本源，人欲是天理的“安顿处”，二者相互依存、互相实现；同时，他强调真正的学术创新需以扎实的“求真”为基础，即在忠实于经典本意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的视角与问题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从而实现有根基的古今对话。问答交流切中肯綮，深化了听众对讲座主题的理解。

何辉教授总结指出，郑教授在本场讲座中以其深厚的学养、清晰的逻辑与宏阔的视野，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复杂论题阐述得深刻而透彻。整场讲座结构严谨，既有宏观考察亦有微观解读，充分展现了郑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敏锐的洞察力。本场讲座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思想的启迪，其深刻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点燃了在场师生的思想火花。

最后，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张竞匀 时光

摄影：宋炜       

审核：何辉 蔡芝芳